不是桃花源里人 高巍：左权桃园村的能吏忠臣-小李侃叨


我是和顺县许村附近的人。许村与左权拐儿镇毗邻，县境边儿上的乔庄和骆驼两村近得更是抬腿就到。两地同受清漳水经年累月滋养，同沐太行山里的烈烈劲风，自然条件无二致，民风乡俗大致相仿，加之多年延续的相互嫁女娶妻之风，造就了两地土亲人也亲的传统情义。
2017年年初，我们单位转来拐儿镇桃园村扶贫极限恐惧。第一次进村对接时我就倍感亲切。那天天晴太阳好，没有风，是太行山冬日里难得的小阳春，冬日里屡屡遭受雾霾迷城的我浑身倍感温润舒适。蓝格盈盈的天，宁静的惊心动魄，纯粹干净的让人感动，我几乎要跪下来膜拜了。村边已上冻的清漳水，如一条银色的丝带，沿着太行山谷地飘向远方。通透的阳光里，我对着大山、土地说话，我对生我、养我的大山说得任何话都是情话，写出来就是一首情诗，一首写给故乡的情诗。山里的俊鸟听懂了我的心语，向对面的密林的唱着“开花调”，对面山上有鸟儿和他对起歌来，“桃花花你就红来，杏花花你就白”，对唱此起彼伏，化成漂浮在天地间流动的诗行。


桃园！一个有着诗和远方，有着诗性气质的名字。太行苦寒，辽州尤盛。在苦寒、贫瘠、闭塞的太行山里的各色村庄多是叫什么滩、什么湾、什么沟，能叫什么庄就算阔气了。离我的家近在咫尺的大山深处居然有个桃园的村庄，一种说不出的羡慕之情悠然而生，连带着对村口那座古阁也产生了一种高山仰止般的情感。立在村头的古阁始建于明朝中期、重修于清雍正年间。它立在山风里，如一位隐居山里的致仕名士，虽在雨打风吹中沧桑满面，但也难掩华贵气度的外露。古阁后幽深的石板街，从低向高伸展着一排排修饰着砖雕、木雕的老院子，在一向苦寒的古辽州显得扎眼。桃园人说话也有一种如闻乡音的享受。更享受的是中午的大米饭。米饭上盖上冒尖儿、冒尖儿的柴火铁锅馔菜，让我邂逅了小时候一年才能一遇的绝美味道。吃罢饭，我享受着阳光裹身的温暖齐慧娟，望着古阁发呆，头顶是蓝的不可思议的天。
登上古阁已是2018年夏天的事情了。我是循着一种很大、很奇特，甚至有些让人惊恐的声音，来到古阁外这片面积不大的沤麻池边。受脚步声惊扰，声音消失了，周围一下子静下来，由极度的喧闹到极度的宁静就是一瞬间的事，恰如流水一般的时光，六百年如电。西方有位哲人说，人是一株会思考的芦苇。我默默地站在芦苇近旁，似乎也成为一株芦苇，只不过是一支不太会思考的芦苇。只一会儿，“咕咕……呱”声响起，开始声音不大，渐次响得有了些气势，最后变得宏大悠长的大响动，一如铁骑齐发、金鼓齐鸣荡起的杀气。我哑然而笑，原来是蛙叫。
我也在太行山里长大，儿时在麻池边捉蝴蝶，听惯了蛙叫，却不知道桃园村的青蛙叫声竟有这般宏大气势。

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登阁看一看吧！我从侧面登上古阁。阁楼内没有多少陈设，只有多年持续不断的香火供奉留下来的烟熏痕迹。阁楼内有一方石碑。据碑文所记，古阁是由高家带头、全村合力捐资出工修建，并镌刻着捐资者的姓名。突然间一个名字跳进了我的脑海——高巍。记得大学时读民国时期北大教授、明清历史专家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书中记载了一个因靖难自杀殉国的辽州人高巍，只是当时没在意。
左权古称辽州，和顺1000多年来一直属于辽州管辖。直到1942年，左权县还叫辽县。这个高巍会不会是左权桃园人呢？我手机百度了一下，屏幕上赫然显现出，高巍，字不危，辽州（桃园）人。难怪这里的蛙能作有金铁之鸣，定是高巍满怀忠臣烈士不平之气，一腔孤愤化为这惊天蛙鸣！
回到榆次，我从“太原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数字资源——历史人物传记”一栏查找“高巍”一栏，发现官修《明史》，徐本《明史》都为高巍列传，光绪《山西通志》、光绪《山东通志》都记载着他的事迹。
能在“二十四史”里有传的人至少是当朝赫赫有名的人物，仅此一点高巍足以让桃园生色！
明史高巍列传是这样记载的：“高巍，尚气节，能文章。母萧氏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老无少懈。母死，蔬食庐墓三年。”高巍一族祖居河北邢台市宁晋县，他们家何时迁来左权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了。左权、和顺很多人都是河北邢台、邯郸移民者的后代。高巍住在离桃园村2、3里外的小桃园村。小桃园是桃园村的一个自然村，现已经荒废。从其母为萧氏的信息中可以隐约看出他有契丹血统。萧氏为契丹大族，大辽历代皇后多出于萧氏一族。
元代的统治者是蒙古黄金家族，他们天生是无敌的战士，横跨亚欧非的大大疆土都得自马上。读书人在他们眼里是不如乞丐、娼优的臭老九。隋唐以来的历代大一统王朝都以科举取士为选官主途，元代却很少以科举取士。他们把国人按分为四等。高巍是契丹人的后代，与蒙古有血仇，被划为第三等，名曰北人cultivated。北人难有机会在蒙古人、色目人把持的朝政里谋得一官半职。凌潇潇但身处草野的高巍依然不放弃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元代虽少有科举取士的皇帝，但是儒家士大夫精神依然在民间薪火相传。在古徽州的山里，朱子、阳明之学代有传人。家境富裕的地主、富农也重金聘请大儒在家族开设的私塾里讲授儒家经典。高巍也在太行山里苦读，冷眼观看元朝的兴衰，潜心揣摩治国之道。从他后来的见识、才干看，他把《大学》等儒家经典和《资治通鉴》等史书读透了、读活了。他对儒家的经典做到了真学真懂真信真行，耕读传家，侍母至孝，晨省昏定、亲尝汤药。母亲去世后，他在坟地结草庐为母守孝三年，以天为屋，不吃肉食，苦熬筋骨。


明洪武十五年，因品学兼优，高巍被推荐选拨到京城国子监读书。国子监也叫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
明初，朱元璋就恢复元朝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对中进士的读书人也大为倚重。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就发现很多进士不中用——他们只是迂腐地恪守儒家的教条，没有干实际工作的能力。他非常失望，甚至有几年还一度中断了科举取士。为选拔能干事的官员，朱元璋经常去国子监，与监生谈话，观察他们的行为，考量他们的才能，以便量德量才授予他们官职。据《明史》所记：“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举荐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明史讲义》也讲到，“太祖特重学校，往往任国学生为民事奔走全国”“遣国子监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高巍也在这个形势之下被提拨重用。“两年后（洪武十七年），（高巍）举孝廉，授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与朱元璋在太学内有没有直接的接触，因没查到相关史料，所以不敢妄言。但高巍非常感激朱元璋知遇之恩是有明确记载的，高巍在劝燕王朱棣罢兵的《上燕王书中》写道，“巍白发书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巍窃自负:既为孝子，当为忠臣。死忠死孝，巍至愿也。如蒙赐死，获见太祖在天之灵，巍亦可以无愧矣”。为报孝朱元璋，高巍时刻以“在家当为孝子，在国不可不为忠臣”自勉，“疏垦河南、山东、北平荒田。又条上抑末技、慎选举、惜名器数事。太祖嘉纳之”。《明史》上的这段话意思是高巍多次上书朝廷，提出《垦荒田》、《抑末技》、《开铁冶》、《慎选举惜名爵》......的诸建议，受到朱元璋的赏识。
朱元璋雄才大略，可是疑心也重，杀起功臣来毫不手软。很多人说他有悖恩义，甚至有人说他是千古暴君。其实，朱元璋这样做公心大于私心，为了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永葆朱家江山稳定，他不得不如此做。不收拾这些功高盖主、肆意妄为的元勋真夏竜，吏治腐败就无法根治，老百姓的日子就好不了。但是朱元璋大兴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恒案、空印案，杀人太多，让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掉了脑袋。在这种严厉的高压政策下，朝堂上人人自危，人人有朝不保夕之危。官员每次散朝回家，阖家欢庆，庆幸自己的脑袋又在脖子上多留了一日。很多县、府主官都是待罪之身，戴着重枷镣铐处理日常公务。高巍“寻以决事不称旨，当罪”，按照以往处理惯例要杀头。但朱元璋念他是孝子而手下留情，“减死戍贵州关索岭。特许弟侄代役，曰:‘旌孝子也沃施股份。’”不但改死罪为流放，而且允许高家的子侄代替高巍去贵州关索岭服劳役。由此看来，高巍在当时早也孝名卓著，连朱元璋都敬他三分。朱元璋对孝道很看重，因为他认为忠诚必出于孝子之家。为让更多人做忠心耿耿的臣子，确保朱家江山的稳固，他以不愿意擅杀孝子，或者也有几分不敢。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驾崩。皇孙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高巍辞官回到桃园读书种地，过起了安宁的田园生活。“未几，辽州知州王钦应诏辟巍”，高巍再次到南京做官。建文帝仁柔乐善顶新国际集团，是守成令主，但英明果断不足，所用齐泰、黄子澄也非能担当艰巨的大才，他所敬信的方孝孺也是迂腐有余的道学家。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熟读儒家典籍的文臣新贵劝说下，建文帝建元之初，立即着手谋划削藩，终于酿成了“靖难”之祸。有人说，燕王迟早要反，不削藩也要反。我认为未必！建文帝得削藩来的太快、太狠，竟然逼得几个叔叔自杀身亡。对燕王来说，反正是个死，反了或有转机。
削藩必定引发叛乱早有前车之鉴。历代帝王名臣总结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教训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苛政、暴政！这个评价颇为偏颇，过多掺杂了儒家与生俱来对法家的仇恨。秦统一六国后仅仅15年就迅速灭亡，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原因是，秦始皇及秦二世把诸侯秦国的治国方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一统帝国的秦国，毫不做因时因地的修正。地域、人口是原来的10倍甚至更多，却按照原有标准来执法处罚，给天下造成了秦法残暴的印象。比如，秦法规定行军、戍边、服劳役者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就全部斩首。诸侯秦国偏居于西北，面积只有一两个省大，只要不是故意拖延，行军、戍边、服劳役按时到达指定地点不是问题。可当帝国版图纵横上万里，不考虑南北气候多变，多河流沼泽阻隔等因素，僵化执行“失期，当斩”这条律法，就显得不合人情了。商鞅变法让羸弱之秦，成为天下畏惧的“虎狼之秦”仅仅不过二十年时间，秦人对商鞅之法视为天条、铁律，不肯做丝毫变更。再比如消瘿五海丸，七国并列时，秦国人口有限，为应付频繁的战争，秦人在商鞅的引诱逼迫下成为只知道耕与战的机器。秦国统一天下后，没多少仗打了，省出不少劳力。秦人把耕、战之外的其他营生都贬斥为不务正业。怎么办？把耕战之外的多余的人口拉去修建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墓，天下人尤其是六国人对秦始皇满腔愤恨、侧目而视。第二点原因就是天下人对帝国制度的不满，六国的旧贵族尤盛。分封制已历经2000多年，而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在当时还是个婴儿。公元前209年，因阴雨连绵、路滑难行，陈胜、吴广不能按时到达戍守的边境。“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用现代文翻译就是，戍边的士卒（陈胜、吴广率领的起义军）呐喊（起来），函谷关被（刘邦率兵）攻取，楚国人（项羽）放了一把火，可惜（富丽堂皇的阿房宫化为一片）焦土！六国旧贵族一哄而起灭亡了秦帝国。

秦帝国亡了，但帝国制度没有死，刘邦成为秦帝国制度的精神传人。刘邦要实行帝国制，但是跟他打天下的韩信、彭越、英布等人不干，韩信更在没有王命的情况下自立为齐王。刘邦被项羽围住，命在旦夕，召韩信、彭越、英布起兵来救，可知兵善战、手握重兵的韩、彭等无人出兵救主。刘邦无奈只好封给他们大片土地，立三人为王。三人立即出兵，韩信在垓下十面埋伏终败项羽。
汉初全国共计54郡，中央直辖不过15郡，诸侯王国就占近40郡；汉初全国有1300余万人，诸侯王国人口850余万，汉帝国中央不足以抗拒诸侯势力。刘邦一统寰宇后，立即对诸侯王动手，杀韩信、彭越、英布，罢免包括他女婿在内的多个诸侯王万载天气预报，立下了“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血盟。到汉文帝时，刘氏各王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汉王帝迫于周勃等领有大量封地功勋老臣和刘氏诸侯王的压力无奈地把贾谊贬到蛮荒之地。汉景帝一登帝位就重用晁错实施削藩，7个诸侯王联兵造反。汉武帝采取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把王国封地分给子弟，这样，原来的王国被分割成许多小侯国，实力大大减弱，无力和中央抗衡；而得到封地的诸侯子弟，自然对皇帝感恩戴德。汉武帝不费一兵，不损寸土，就巧妙地削弱了诸侯王封国势力。
朱元璋刚刚死去的洪武三十一年，朝堂就削藩进行了激烈争论，“用事者方议论削诸王，独巍与御史韩郁先后请加恩”。齐泰、黄子澄等人向皇帝建议直接撤掉诸王，建文帝也同意方法。皇帝和齐、黄二人认为，这种方法来的快，一道命令就能解决问题。只有高巍和御史韩郁主张采用“推恩令”，逐步消弱藩王的力量。在《明史讲义》第二章“靖难”中，素来以文笔精炼著称的孟森先生大篇幅论述高巍建议的高瞻远瞩，甚至不惜笔墨地大篇幅引用高巍奏疏的原文：“高皇帝分封诸王，此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多骄逸不法，违犯朝制。不削，朝廷纲纪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盍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他建议建文帝效法贾谊、主父偃推恩之法，把在北方的诸王子弟分封到南方诸王的封地内;把南方诸王子弟分封到北方诸王的封地内，化大国为小国，“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于此同时，南北诸王及其子弟之间就会因封地利益纠葛，互生龌龊，再难结成一致对抗朝廷的同心。几十年之后，诸侯之患自解万字的笔顺。
孟森先生感慨道：“汉初强宗（藩王）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于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经生灵涂炭，且祸本未拔……既主削藩，则贾谊之说、主父偃之谋为上上策。帝甫即位，当洪武三十一年，未改建文之号之日，高巍已言之，帝固不柯凡录音门省，齐、黄也不以为意，时方孝孺已至，帝方依以致太平，倘助（高）巍之说，必可见听，亦竟不然，此不能不谓帝之暗，亦臣之疏也。”孟先生的意思有些我前面已经说过，不再次重复了。没有说过的就是，高巍的主张没有得到建文帝的重视，辅政的齐泰、黄子澄也没有意识道高巍建议的价值。当时，方孝孺已经成为皇帝身边的主要智囊，他也未能劝皇帝采取高巍之谋略。建文帝不英明，他的主要智囊也多是志大才疏的迂腐书生。
建文帝立即实施“消藩”之策，先后废除周、齐、湘、代、岷五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出兵造反。
建文帝此时才想起高巍，起用了高巍。他让高巍为伐燕大元帅李景隆参赞军务，做军事参谋，职位相当于现在的野战方面军参谋长。战前，高巍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到燕王的军营，上书燕王，晓以大义，劝朱棣休兵归藩。“太祖上宾，天子嗣位，布维新之政，天下爱戴代县吧，皆曰‘内有圣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见于今矣。’不谓大王显与朝廷绝，张三军，抗六师，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诸臣，文者智辏，武者勇奋，执言仗义，以顺讨逆。胜败之机明于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诛左班文臣，实则吴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高）巍窃恐奸雄无赖，乘隙奋击，万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据北平，取密云，下永平，袭雄县，掩真定。虽易若建瓴，然自兵兴以来，业经数月，尚不能出蕞尔一隅地。且大王所统将士，计不过三十万。以一国有限之众应天下之师，亦易罢矣。大王与天子义则君臣，亲则骨肉，尚生离间。况三十万异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协力，效死于殿下乎？巍每念至此，未始不为大王沥泣流涕也。
愿大王信（高）巍言：上表谢罪，再修亲好。朝廷鉴大王无他，必蒙宽宥。太祖在天之灵亦安矣。倘执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国之富，恃小胜，忘大义，以寡抗众，为侥幸不可成之悖事，（高）巍不知大王所税驾也。况大丧未终，毒兴师旅，其与泰伯、夷、齐求仁让国之义不大迳庭乎?虽大王有肃清朝廷之心，天下不无篡夺嫡统之议。即幸而不败，谓大王何如人?”
高巍的上书无异于与虎谋皮，燕王始终没有见他。不久，“（李）景隆兵败白沟河，单骑走德州，城戍皆望风溃……燕兵攻德州，景隆走依铉。德州陷，燕兵收其储蓄百余万，势益张南斗圣拳。遂攻济南，景隆复大败，南奔”（《明史·铁铉高巍等合传》。高巍一边撤退一边收拢残兵，在山东临邑遇到了山东参政铁铉，两人相抱痛哭。两个赤胆忠心的人决定合力抗击燕王的铁骑，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第二部第六章写道：铁铉有他自己的武器，那就是爱国的热情和不屈的信念。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巍的人，正是此人坚定了他的信念。高巍，辽州（今山西左权县）人，他与铁铉很早就相识、且情意深重......。”两人带着路上收编的残兵败将赶回济南。此时的济南城内只有都指挥盛庸所部，兵力单薄。铁铉和高巍“偕盛庸、宋参军等誓以死守”。
建文二年（1400）六月八日，朱棣兵临济南城下。铁铉、高巍虽不懂军事，但他们都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使得防守官兵士气大振。再加上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济南守军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朱棣见硬攻不克，就用箭射了一封劝降书入城，铁铉、高巍反让军士把城中儒生高贤宁作的《周公辅成王论》射回朱棣，劝其效法周公，辅佐建文帝。
朱棣攻济南3个月不克，便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城。铁铉、高巍镇定自若，说：“别害怕。我有计破贼，不出3日，贼兵必遁吕笑笑!”铁铉、高巍让人在城门上暗置千斤闸，又让守城士卒大哭哀嚎“济南城快被淹了，我们就要死了”，不久，他们两人派 1000名军民到燕兵大营跪伏请降，要求朱棣退师10里，单骑入城。朱棣大喜，仅率少数亲信自西门（泺源门）入城受降。时城门大开。守城士卒齐聚于城墙上往下观瞧。朱棣刚进城门，众士卒高呼“千岁到”，城门上的铁闸轰然而落，将朱棣所骑战马马头砸中。朱棣大惊，立即换马后撤，守城士兵匆忙收挽吊桥，但朱棣已策马飞奔而出，侥幸脱险。朱棣大怒，回营后下令加紧攻打济南城，并用大炮轰击城墙，济南城危在旦夕并蒂成双。关键时刻，铁铉、高巍急中生智，将朱元璋画像悬挂城头，又亲自书写大批朱元璋神主灵牌分置垛口。“燕王愤甚，计无所出”。相持之间，铁铉、高巍还不断出奇兵，骚扰燕军。这时，建文帝派将军平安率领20万大军出兵德州，朱棣担心德州失守后路被南军切断，赶忙解围北归。铁铉、高巍与盛庸乘胜追击，收复德州诸郡县。
建文四年（1402）正月，朱棣买通宫内宦官。宦官送出消息，南方兵力空虚。朱棣绕开济南南下大运河，经水路到达扬州，渡过长江七贤石板，逼近南京。建文帝见大势已去，在皇宫纵火，后不知所终。李景隆开门迎降。朱棣登基称帝，改元“永乐”。
高巍自知大势已去刘进荣，仰天长叹：“小臣心力竭矣！”在驿站住所上吊自杀。其后，朱棣杀死了誓死不降的方孝孺、铁铉等人，并宣布他们为罪臣。到了明万历十七年(1589),山东巡抚上奏，请示朝廷给丁志方、铁铉、陈迪、胡子昭、高巍、王省、郑华建祠,皇帝下旨批准，于是山东济南大明湖就有了“七忠烈”祠堂。
据高氏族谱记载，高巍生有六子，长门高仁、二门高义、三门高礼、四门高智、五门高信、六门高融。其长、二、五、六子还在桃园，三子落在唐山市高各庄，四子在济南。
太行山的小村庄多依山泉水而建。本地人叫山泉为透山水，透山而出，多数杂质被过滤掉，山水透亮甘甜，被山民们奉为神水。今年雨水大，桃园村边麻池水涨，青蛙也多了起来。如此多的青蛙叫声汇成了雄壮的鼓角之音，是高巍的英魂在抒发不平之气吗？我不知道！
高巍，论品德、才能和功绩应为左权县第一历史名人。但很多桃园村的人都不知道高巍为何人？以古辽州来看，我这个勉强算是高巍的故乡人，只好勉为其难地写篇文章来介绍他。
他生活在桃园，桃园不是桃花源。务实的太行人做不来武陵人，更做不来陶渊明。历史留名的太行人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都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伟丈夫。太行依旧，愿我古辽州风骨永存那曲锅庄，人才鼎盛！